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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重慶市設計院有限公司總經理、總建筑師褚冬竹，與華東建筑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總經理、總建筑師牛斌，深圳市建筑設計研究總院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執行總建筑師楊旭，一同受邀參加了中國建筑學會《建筑實踐》雜志“立體城市：中國城市設計30年”特輯專訪，討論立體城市在中國的發展與未來。褚冬竹在訪談中講述了自己對城市設計的理解，結合2003年至今20余年的城市設計研究和實踐經歷，從地下空間、新舊城區、(高密度立體城市中的)公共交通、立體城市演進、精細化城市設計等方面進行了介紹。
專訪內容摘錄
城市設計
1.作為建筑師，您對城市設計的關注因何而起，您認為哪個項目或事件可以算得上您開始參與城市設計的契機？【必答】
褚：對于城市設計及空間立體利用的觸動和關注，還要追溯到我在2003年留校工作不久參加的一次設計競賽。那一年，中國的城鎮化率剛剛攀升至40%，整個國家正以驚人的速度發展。新一屆中國建筑學會“中國青年建筑師獎”設計競賽啟動，題為“西安市明城墻北段連接工程”。與往屆競賽聚焦于明確的單體建筑不同，那年的命題更為開放，將視野放置于“城市”——如何將西安火車站前一段有500余米缺損的古城墻連接起來。
這個命題蘊藏了太多引人深思的空間，正如賽后有媒體評述，這次競賽“可以反映出除了建筑手法以外更深層次的哲學范疇的思考”。面對題目的頭幾天，天天縈繞在我腦海里的不是“怎么連”，而是“為什么要連”，什么才是響應這個城市命題的恰當答案？反復思考后，我選擇了放棄地上實體模仿連接，上下鏡像翻轉古城墻斷面，轉而挖掘城市地下潛力，釋放更多地面公共空間，為北側火車站和未來地鐵站點提供地下接口。最終，借用建筑工程通用的正負標高定義，將方案主題定為“負城墻” 。
數月后，結果揭曉，“負城墻”方案榮幸入選10名優秀獎行列。還記得，在同年9月的中國建筑學會建筑師學會建筑理論與創作委員會學術年會上，彭一剛、布正偉、顧奇偉、程泰寧、盧濟威等前輩大家的點評和鼓勵，莊惟敏、韓冬青、錢方、李興鋼等更年輕一代建筑學家的犀利研討以及獲獎青年建筑師們的思路交流。整整一天，我都沉浸于對城市、空間、文化、歷史、人、地域性、全球化的暢談與思索。這對于一個淺薄青澀的年輕人的意義非同凡響。
如今，城市空間的地上地下立體利用早已是熱點，城市設計的要義和實踐也越來越廣泛。這些年，我持續熱情地參與到關于城市研究、城市設計、地下空間、公共交通與立體營造等議題中，和那一年有著直接的關聯。
那次競賽后的數年，我先后到加拿大和荷蘭的高校、事務所訪學與工作。不同國家、不同文化、不同城市的發展演變，不斷促使我將城市研究理解為一種基礎性自覺，也更視為建筑師的一種機會，在強烈的異域比較場景下有了更多的思考和差異性實踐。在荷蘭期間，我將對不同荷蘭城市、設計理念的觀察分析寫進了文字，回國后出版《荷蘭的密碼：建筑師視野下的城市與設計》一書，也成為我更深一步理解城市空間生產機制，醞釀精細化城市設計理念和實踐的契機。
2. 立體城市設計理念具體應用在在既有老城區更新和新片區開發項目中時，有何不同？在激活老城區的同時，如何做到歷史文化和時代文化元素的融合？這種融合對于市民關于城市的身份認同和宜居宜業體驗有何影響？【選答】
褚：新舊城區立體城市設計理念應用的最大不同，在于新舊城區空間系統生長演進的特征差異，粗略地講，就是“創造”和“塑造”的差異。
在新城區，立體城市理念有利于建筑、環境、基礎設施、自然生態體系等形成相互關聯的整體系統，并在各尺度不同的體系間形成積極的銜接和鏈接。由于用地、空間、布局相對可控，各要素有機會在相近時間段內建設成型，能夠一定程度自上而下、從無到有地“創造”新的城市立體系統。
在老城區，由于既有條件的差別，在更新、改造、優化的過程中，必須將基礎條件作為城市更新的問題起點和啟發方向。若單就目標訴求而言，新舊城區其實并無本質差異，但由于基礎條件限制，更精確地說，在舊城中所需要的新創造應為“塑造”。“塑造”，除了詞典釋義“用語言文字等藝術手段描寫人物形象，或者用石膏、黏土等做成人或物的形象”外，引申之義還應包含利用顏料、水墨、木材、金屬等各類不同的載體物質，最終達到超越物質原始價值的目的。此處借用該詞的目的是明確舊城更新中必須強調的“條件”和“素材”。同時，塑造中是包含創造的。創造是塑造過程中形成新價值的關鍵。在背景、歷史、條件、機會、愿景等多種因素交織作用下，舊城范圍內的設計命題是基于各類約束的再創造過程，也是基于原條件、原載體加以設計提升、價值重塑的過程。
需要說明的是，與藝術家、文學家不同，建筑師所面臨的素材本身，具有鮮活的生命力和自身存在歷史邏輯，建筑師所需要的塑造，是將其納入新系統中而賦予當代意義上的新生命和更可持續的生命歷程的可能性。
基于這個認知，再討論“如何做到歷史文化和時代文化元素的融合”便有了明確的判斷。若沒有負責任的認知、恰當的表達形式，即使再有價值的歷史文化元素，都有可能被忽視、塵封、荒棄甚至破壞，這是在飛速發展時代各地并不罕見的現象。歷史文化是城市記憶的載體，更是新發展需要珍視的難得“素材”，在城市空間生長過程中具有關鍵作用，更是“市民關于城市的身份認同和宜居宜業體驗”的承載物。例如，我曾在四川自貢市富順縣古縣城復興城市設計中，以“四山一湖一江”自然景觀環境和文廟、千佛寺等歷史文化遺產為設計立足點，很多創新場景直接源于現場多次踏勘所尋覓出的山水間的實際立體視線關系，最終實現城市環境、人文記憶、生態系統、經濟活力的多元復興。
3. 高密度的立體城市對于城市交通會造成哪些影響？城市交通規劃與項目規劃設計如何銜接？在高密度立體城市開發中優化城市交通、提升人行體驗，有哪些設計理念和相應手法？【選答】
褚：“云間鐵甕近青天，縹緲飛樓百尺連。”高密度城區（通常為城市核心及重要節點）是一類關于“物質”和“流動”的重要敏感域，必須依托包含步行在內的完整交通體系，才能有效承載各類服務的生產、交換和消費。
這十幾年來，越來越多的一體化優秀實踐涌現，城市交通基礎設施立體化組織更成為立體城市發展的催化劑和基礎，能夠積極緩解平面空間承載壓力，為城市開放性和公共性提供豎向可達性支撐，實現城市空間立體整合，其效能主要依賴于五個關鍵（五組關系）——“快慢銜接、高低聯結、內外密接、顯隱轉接、剛柔熔接”。下面我略談一下“顯隱轉接”和“剛柔熔接”。
顯隱轉接：“顯”是指直接呈現于城市公共空間，尤其是公眾視覺方便可達的各類交通形態；“隱”則指除了顯性交通形態之外，包含于不同空間、不易被公眾視覺直接觀察到的交通形態。城市交通體系發展歷程本身就是一個從顯到隱（顯隱并存）的過程，如從地下公共交通（空間層面上的物理隱藏）到網約交通聯系（基于遠距離終端定位的距離隱藏），都表現出這一特點。當前，人們已廣泛而熟練地利用信息網絡、移動互聯技術發現原本需要肉眼或親身體察的目標點。“隱形”交通形態，“顯”與“隱”之間的轉換、接駁，交通與目的地之間的聯系，成為高質量服務城市節點的重要新支撐。
剛柔熔接：“剛”是指立體城市中那些范圍清晰、職能明確的功能體、交通線、服務核。這部分內容是實現城市效能的基本保障和剛性組成部分，通常也有明確的產權屬性和剛性邊界。“柔”是指將若干剛性部件要素聯絡組織起來，具有一定可變性、柔韌性的公共空間或非目的性慢行路徑。“熔接”是希望通過借助“固體熔化、金屬冶煉”之義，強調剛柔之間緊密、熔合的導向。
未來展望
4.您認為立體城市設計未來會如何演進？在您的研究領域中，未來可能涌現的創新方向是怎樣的？城市核心區的發展方向是什么？【必答】
褚：談立體城市設計之前，先談談立體城市演進，一條需要討論、打破既定規則的城市演進之路。以重慶為例，在這個越來越被視為“魔幻”的天然山水立體城市里，大量城市空間、交通設施、建筑組群變幻多端，呈現了其他很多城市空間中少見的獨特性。而這樣的獨特性恰恰是表面看似突破規則而呈現。我曾在《無理重慶》一文中，借用如π、e等無理數的涵義來闡釋重慶的城市空間特征。
之所以在回答關于“立體城市”的提問牽出對“理”的討論，是因為立體城市營造具備高度的創造性和探索性。客觀地說，立體城市首先應當被視為一種資源需求。若無緊迫的人地矛盾、觀景或標志需求，以及由此帶來的經濟、環保、效率等關鍵訴求，其實最自然、最便利、最奢侈的選擇恰恰是“非立體”，最大程度占有土地的“貼地”生活。換言之，立體城市本身并不是追逐的目標，而是通過城市的立體建構，在各類現實條件下，一種促成更為理想的生產生活、實現城市空間高效利用和可持續發展的新手段。
因此，我對問題的回答很平實——讓立體凸顯水平、讓空中感知地面、讓地下享受天空、讓豎向贏得效率。此時，立體城市必須“有理”，必須承載城市發展是為人服務之理；立體城市設計必須“有道”，必須尊重專業倫理和初心目標之道，創造性地謀劃空間，切開城市各類空間常規模式之間的縫隙，創造出看似“無理”，實則依據清晰、人性化有效的新型空間。
關于未來，我最關注的應該是城市空間的演變致因及其機理。當下，新興科技革命正在從更隱蔽的基層改變人感知和使用城市空間的方式。如果說上一個世紀的城市變革是“物理”屬性，那么正在發生的劇變則含有明顯的“化學”屬性——這場變革是內在“分子層級”和邏輯推衍的劇變，而形式則是它呈現出來的表象傳達。要更好實現對城市空間的優化，對這場“化學變化”的機理、規律的理解，直接影響設計終端內容的輸出。
未來的城市核心區，正是在新興技術支撐下，悄然改變原空間需求格局，形成結構性的重新整合，其價值將進一步凸顯，在實體功能不斷趨于豐富、交叉、互動、高效、集約、立體的發展基礎上，更具安全性、舒適性、生態性、體驗性的外部公共空間、慢行體系、自然要素應重新回歸并與都市共生。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正如人類自身機體自然進化過程，局部器官或組織的主動“退化”實則是生存效能整體“進化”的結果——“退”與“進”可以智慧共存。相關理念不妨參見《城市更新“退型進化”現象、機制與前瞻》（建筑學報，2016），此處就不再贅述了。
您認為“全流程精細化城市設計”中的全流程設計有何重要意義和具體目標？如何確保設計的全流程性質在實際實施中能夠得到有效執行？可以結合重慶市設計院在立體城市設計中的優勢與特點來闡述。
褚：我結合《精細化城市設計》一書的寫作回答。精細化城市設計中，全流程的意義在于通過將城市設計視為貫穿始終的技術工具與導控方式，能夠在目標與結果之間建立更有效、更具鏈接性的關聯方式。《精細化城市設計》嘗試提出一條簡明流程——專題精研、專策精深、專管精控。以“問題顯微”為工作基調，強調對特定空間、特定人群、特定問題進行深度剖析，通過“專題-專策-專管”遞進相扣的“三專”線索，目標直指城市空間綜合效益的精明促升——針對城市特定空間范圍內的任務專題，通過城市問題的精細剖解、設計目標的精確制定、干預對象的精準確立、要素系統的精密整合，提出空間營造或優化的專項策略，并依據專題研究目標和專策成果內容進一步形成專門化管控實施方法的全流程城市設計工作。基于設計成果，需要運用市場、政策、法律、自治等手段，通過量化城市管理目標、細化管理準則、明確職能分工等方法，實現深入、精細的管理模式，進而形成的一系列專門化、精細化管控方法和技術制度，作為對城市設計成果的落實與保障。
自1950年正式成立以來，重慶市設計院的發展軌跡和技術特長便與這個立體城市的山水、歷史、文化、經濟緊密關聯。1983年獲批的《重慶市總體規劃（1981-2000）》基于山地大城市特點，正式提出“多中心，組團式”城市空間結構，簇群聚集、立體發展成為當代重慶發展重要方向。除山地建筑外，重慶市設計院創新性地設計了眾多提升山城效率、立體復合發展的城市基礎設施，如國內第一部城市客運電梯——凱旋路電梯（1986年3月投用），有機結合山地建筑，創造性地解決了30米高差的豎向交通，時至今日仍在正常服務市民，30多年累計運載量超過1億人次。作為立體連接上下半城區域的重要公共交通工具，凱旋路電梯已被列入了“重慶市第二批歷史建筑名錄”，成為見證城市現代化立體發展的生動映照。
在近兩三年工作中，我們針對城市發展新階段、新標準，有意識將精細化城市設計思維與方法進行應用，并憑借設計院相對完整的立體城市營造技術鏈條，進一步探索“兩條路徑、四個追問、五類成果”質量檢控行動，力求將設計職能從“局部環節服務”向“完整流程把脈”轉型：
兩條路徑：在踐行“專題-專策-專管”技術路徑的同時，強化對“策劃-投資-運營”經濟路徑的融入。兩條路徑緊密交織、相互支撐，共同促進更高質量、更易實施的復合型成果輸出。
四個追問：即“解決什么問題”、“應用什么方法”、“提升何種價值”、“如何保證有效”。四個追問貫穿全程，分別對設計前期、中期和后期的若干技術節點和階段成果進行多重回溯、自我檢驗。
五類成果：即“空間形態成果”、“運營方式成果”、“科技創新成果”、“理論學術成果”、“行業導向成果”。五類成果指向明確，其內容相互關聯的同時又具有明顯差異，既有層次依托關系，又有放射發散關系（即以設計任務“問題-解答”為核心，向“空間、運營、科技、學術、行業”五個方向放射發展），力求在完成經濟生產的基礎上，將設計作為“知識生產”的重要技術推力和表現形式。
例如，在重慶渝中區挑花廠數字文創產業園設計中，在嚴苛的高密度用地條件下，方案將文創中心、文體中心、展演中心、公交站場、公共服務配套等功能立體融合，將步道系統、街角空間、立體綠植、多層交通等有機融合，面向城市多方向組織立體、自由、開敞的社交空間，有機串聯形成了連續多維、具有地域特色、人與自然高度融合的公共場所，也探索性地建立在山地舊城區塑造增量型新公共空間設計方法。
在重慶西站站前區城市設計中，基于車站背靠山體且近鄰快速干道、大型立交，導致站城難融、聯系不暢等突出問題，方案組織更大范圍的立體綜合交通體系，瞄準重點問題、基層問題，再推進系列專項策略與專門化導控建議措施，形成一套激發活力、持續生長的站城融合發展的創新技術路徑。
當然，上述目標并不能在所有的工作中完全呈現，時間上也存在先后次序。作為工作導向，它們引導重慶市設計院基于重慶山水立體城市的空間基因，探索將山地特色促進下的技術維度向更為全面的多維導向發展，將山地激發的當代城市空間生產得以系統性地全面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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